世卫组织:目前只有一种药对新冠病毒可能有效,就是瑞德西韦

时间:2020-03-11 来源:www.adxplorer.com.cn

北京时间2月24日晚7时30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冠状病毒联合专家调查组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就中国和世界应对疫情的下一步措施提出建议。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联合检查组的两位领导人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和梁万年博士。新闻发布会由国家卫生委员会发言人觅风主持。

以下是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记录: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参加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联合专家调查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是觅风,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发言人。自新发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密切关注。双方协商一致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外专家组成联合检查组,对中国的防疫和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组于2月16日开始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武汉,并按计划完成了全部检查工作。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外国视察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和中国视察组组长、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新皇冠肺炎疫情应对和处置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先生。他们将与大家共同介绍调查情况,发布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回答媒体关于调查活动和报告相关问题的提问。新闻发布会的整个过程采用交叉传播的方式,提问可以同时用中文和英文进行。首先,请让梁万年先生介绍相关信息。

梁万年博士:

大家晚上好!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联合专家调查组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发现。

为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应急委员会的相关临时建议,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协商后决定成立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联合专家检查组。联合检查组由25名中外专家组成,涵盖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在中国期间,联合检查组与国务院应对新皇冠肺炎疫情联合防控机制的相关成员单位举行了会谈,并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武汉进行了实地调查,对疫情、防控措施、医疗救治、社区和农村防控、科研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访问期间,小组与政府官员、应急小组、高级科学家、一线临床和公共卫生人员以及社区居民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包括:第一,了解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其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和流行特征;二是了解其临床表现,尤其是轻、中、重度疾病的比例和疾病的严重程度。三是了解中国政府和其他地方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及其效果。四是向中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提出下一步应对疫情的相关建议,并对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的优先领域提出相应的建议。

检查组有五个主要发现,即对病毒的了解、对疫情的判断、疫情的传播特点,即其传播动态、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详细的调查报告将与相关部门共享。我将简要介绍这次的主要发现。

1。了解新皇冠病毒。对从不同地点分离的104株新冠状病毒株进行全基因测序,同源性为99.9%。根据这个结果,调查组

第四,关于传播方式。目前认为,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但也有证据表明,在一些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到了新冠状病毒,因此可能存在粪便经口传播的途径。一些病例还表明,不排除在密封且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传播呼吸道气溶胶的可能性,但粪便和气溶胶传播的流行病学意义和价值仍需进一步确认。

这种疾病有家族聚集性。我们的检查组去了广东和四川。数据显示,这两个省份的案例主要是家庭聚集的案例,都是湖北以外的省份,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家庭聚集的存在。这两个省78%-85%的确诊病例来自家庭聚集。家庭聚集表明他们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已经到位。输入病例进入后,通过严格的预防和控制,第二代病例和家庭内的聚集不会引起社区的持续蔓延。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量的聚集案例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坏事。

密切接触者在任何地方都受到严密的管理、跟踪和医学观察。现在发现,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被实验室证实感染了新的冠状病毒。

至于易感性,因为新的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所有年龄的人对它都没有特殊的免疫力,所以可以推断这个群体一般是易感性的。这种病毒的传播动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武汉,早期的新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一种动物,在动物间传播后,随着人群适应性的增强,形成持续的人际传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群体传播。然而,从1月23日起,武汉市每天新增病例数从发病时间开始呈下降趋势。截至今日,每天新增病例数,包括每天新报告的病例数,与高峰期相比呈下降趋势。

在武汉以外的地区,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份,早期传播主要是输入性传播,病例的主要来源基本上与武汉和湖北有关。一些地方出现了当地社区传播,包括家庭聚集。仍有相当数量的输入性病例仅分布在一些地方,尚未形成社区传播。所以这些地区的疫情和武汉,以及武汉周边的几个城市,都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和特殊的人群中出现了新的肺炎爆发,如医务人员感染。医务人员感染的总体情况是,全国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然而,从感染源来看,即社区获得性感染和在医疗过程中引起的医院获得性感染,科学家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感染的3000多名医务人员中,大部分甚至绝大多数来自武汉。我们的分析表明,这可能与武汉市对疾病的认识、各种防护设施的保护、定点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医务人员的长期疲劳以及疫情高峰期防护力度不够有关。

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目前的数据和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病情轻微,可以康复。轻度、重度和危重患者的比例分别约为80%、13%和6%,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然而,无症状感染者是否在感染后没有表现出症状,是否成为健康的药物携带者,或者是否处于疾病的潜伏期,还有待进一步澄清。无症状感染者是否能传播疾病及其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死亡率来看,全国死亡率约为3%-4%。除武汉外,所有省市的死亡率约为0.7%。从发病到实验室诊断的平均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最早为12天,到2月初已降至3天。武汉从最初的15天下降到现在的5天。这表明我们发现和诊断疾病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现有数据显示,轻度病例从发病到康复的平均时间为两周,而重度病例从发病到康复的平均时间为两周

我真的很感激。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在发言之前,我谨借此机会代表我本人、代表团和我的同事,向在这场流行病中失去亲人、朋友和同事的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和意识到,那些因疫情而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人们在悲痛中聚集力量向前迈进。

在谈论具体的工作内容之前,我想表达两个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层领导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并把如此沉重的负担交给我和我极其明智的同事梁万年教授。其次,我要感谢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与之沟通、交流或询问的数百名中国同事。有时候这更像是询问甚至是折磨。我想我们问了他们成千上万的问题,这些问题和防疫控制工作本身一样重。他们的答案是如此重要,因为每次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我们都觉得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迷雾,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他们的回答让一切变得混乱,并再次找到前进的道路。中国人民是如此有条理和勤劳。他们的回答让我们把这些混乱的部分拼凑起来,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在中国学习,有时坐飞机,有时坐火车,有时开车。每次我们有机会,中国专家总是在30秒内睡着,然后起床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每个阶段的成功都值得庆祝。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报告涵盖了许多发现和结论,长达45页。然而,梁教授和我都认为在今天的场合必须强调八点。其中四条与中国的应对措施有关,是对中国的建议。另外四个是对世界的建议。

关于中国采取的措施的意见和建议,我想谈谈中国的战略、集体行动、影响以及在下一个复苏阶段将采取的措施。

中国首先做了什么?

面对一种新的未知病毒,中国采用了古老的方法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并采取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广泛、最灵活和最积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中国采取的一些传统措施包括鼓励人们经常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会距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监测体温。很快我们看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不断调整。中国已逐渐从最初采用的相对统一的方法转变为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了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能力以及病毒传播的特点。我认为这种微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首先,旧方法和现代技术产生了更大的效果和产出。这种协同作用在几年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大型医院将分配临时床位,以便更多新诊断的肺炎患者能够得到治疗。有许多常规诊断和治疗项目已经转化为在线提供,中国在这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势。在四川,我们看到了这非常惊人。当时,我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非常偏远的地区如何协调他们的工作?当时,我的同事回答说我们正在通过5G平台实时交谈,所以我们问,你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大约2分钟后,实时5G视频对话界面将被关闭。我们可以看到偏远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正在工作,他们可以通过几千米之外的这样的平台与四川省的高级专家互动。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真正理解中国的战略,因为当我们面临一种危险的呼吸道疾病时,中国有许多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战略,也不同于其他地方。

第二,这个策略如何实现并带来切实的结果?

在我们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是由于中国巨大的集体意志,无论是社区层面的工人还是像州长和市长这样的官员。这确实是一项政府范围和社会范围的战略。你在里面并且以这种方式运行,但是这并不常见。

我们对此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正面临全球医疗物资短缺的挑战,许多国家也开始储备这些资源。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各省都有疫情和感染病例,但各省仍在努力思考如何向湖北省和武汉市提供医疗用品和医务人员的援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应该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知道我们如何团结合作来赢得这场战争。

所以我们将遵循这一思路,首先理解中国的战略。

第三,这个策略的实施是否真的带来了影响或改变?“联合检查组”认为,经过多角度的仔细检查和分析,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已经改变了这一快速上升且可能致命的疾病曲线。对这一点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解释是数据。两周前,我不记得是2月9日还是10日。当我刚到中国时,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可能每天超过2500例,我记得那天有2478例。两周后,当我今天离开中国,联合检查任务结束时,我们知道昨天报告了416例确诊病例,两周内下降了80%。这一滴是真的。

我也知道数据在不断变化,做统计也面临挑战。所以我们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来确定这种下降是否真实。然而,当我们真正去实地研究和调查时,我们会看到许多事实,再次向我们证实了这一数据的真实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在调查期间,我们看到一个省的发热门诊就诊人数曾从高发期间的每个工作日46,000例下降到我们调查期间的13,000例。虽然去门诊治疗发烧的意识有所增强,但我们看到了这种真正的下降。

另一个是我和梁教授昨天去武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武汉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终于看到了几个星期的免费床位,病人可以进来了。我对说这种话,即制造空床的问题非常谨慎,但我认为他们是前线工作者,最了解实际情况。昨天我遇到了一个叫曹斌的研究员。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负责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我问他,开发抗病毒药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告诉我,现在它正在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量正在下降。我在这一点上花更多时间的原因是,每个人都在关注数字,想知道真实情况,我们也是。我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但这次我和来自世界顶级研究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的12名专家一起访问中国。他们希望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很快,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指向同一个方向时,我们知道下降是真实的。也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和代价,我们避免和防止了许多情况。

我们研究了武汉的第二代复发病例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第二代复发病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评估。正因为中国采取了整个政府和社会的这种传统的、看似过时的方法,才避免了一万多个病例和几十万个病例的发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我可以用这样一幅图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2019年中国冠状病毒流行曲线。首先,我要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我们绘制了如此美丽的曲线。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是1月下旬之前的病例急剧上升,这几乎持续到1月的第三周结束。一般的数学模型和一般情况是,它将继续急剧上升,直到没有可疑病例,并且在它开始下降之前传输停止。然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它已经达到接近高原的峰值,然后下降。我们知道,在流行病学领域,如果出现这样的曲线,那一定是由于干预措施。流行病曲线的可能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表明,中国已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数十万可能的感染。

还有其他照片。这是全国的疫情情况(图),这是湖北以外的情况(图),这是除武汉市以外的湖北其他地区的情况,武汉的情况在上面(图)。中间相对平坦的线条表明已经采取了非常彻底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来减少病例数量。这些变化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贡献,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病毒可能会急剧爆发,病例数量可能会急剧上升。

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因为在这些流行病学曲线的背后,每一条线都是一个伟大的政策决定,也是中国领导人做出的伟大决定。很难做出决策,也不容易引导公众按照这样的决策来操作,比如交通控制措施,比如家居隔离措施等等,来实现这样的曲线。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中国公民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说了这么多好话,我和梁教授以及我们的团队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坦诚。每一场流行病和危机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有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给予预警,有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优化对医务人员的保护,有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以弥补现有的知识差距,有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使这种沟通更加坦率,并提出建议,以便在防疫和控制过程中实施上述内容。

第四,中国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当新报告的确诊病例数量下降时,中国已经在考虑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今天,我还在和梁教授讨论这种病毒可能还会存在几个月。我们应该考虑当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时,以及当学校在几周或更长时间内重新开放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在这一防疫过程中,中国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知识和工具,提高了自身能力。从调查组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认为,现在是慢慢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时候了,即使我们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同时做防疫工作,我们也可以同时推进。因为恢复也需要时间。核心和关键在于逐步取消以前的限制。

另一件事是不断提高我们的能力。在这个防疫过程中,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惊人的能力。在减少病例数量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增加床位数量,购买更多的呼吸器,同时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和控制能力。我们也意识到,当我们把流行病曲线推向尾部时,仍然会有病毒再次进入和重新恢复的风险。酒店和餐馆已经恢复运营,购物中心已经重新开放,学校也正常重新开放。仍有卷土重来的风险。中国正在小心控制这些风险。

因此,我认为这个代表团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我们应该让中国完全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因为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来应对疫情。为了应对新出现的肺炎,中国是世界上知识最丰富的国家,并且成功地扭转、遏制和扭转了疫情。如果任何国家在贸易或旅游中采取限制性和阻碍性措施,只会影响世界应对新发肺炎的能力。除了《国际卫生条例》向中国建议的措施之外,任何已经采取其他措施的国家都应该重新评估,因为中国的风险正在下降,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在增加。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四点,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评估、观察中国的所作所为并提出建议。

当我谈论世界四大建议时,我会说得更快。

首先,要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新的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会对健康、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国际上经常听到2019年的冠状病毒疾病更像是非典或流感?但2019年的冠状病毒疾病既不是非典,也不是流感。导致它的是一种有其自身特点的全新病毒。梁教授在讲话中也提到了它的特点。如果我们不能谦虚地对待它的新特征,那么我们就陷入了对非典或流感的定性思维。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灵活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此大胆地采取相关措施,也没有办法对付这一流行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变化如此之快,而中国掌握新知识的速度如此之快,并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疫情应对的七周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诊断和治疗指南已更新至第六版。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种基于最新知识的快速调整是一大优势。

中国不仅采用传统方法来应对其他疾病,还开发了新的方法来应对疫情,并用许多国家认为行不通的策略扭转了局面。此外,在不同的环境下,湖北、广东、河南或其他有零星病例的省份,每个人都根据当地情况利用这一古老的遏制战略。在中国,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可以先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然后迅速使用。

世界应该如何回应?

这也许是最大的挑战。国际社会显然不准备在思想和行动上采用中国的方法,而中国的方法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方法,并且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在让世界为这种流行病做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和其他人一样有偏见,我对非药物干预的态度是模糊的。许多人会说没有药物和疫苗,所以我们无能为力。中国的方法是,既然没有药物或疫苗,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根据需要调整它,适应它并拯救生命。

调查报告中有更详细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我想再次强调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尝试。中国已经建立了抵御艾滋病国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在视察期间,我一再听到中国人民的担忧。中国人民认为他们有责任控制病毒的国际传播。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措施,关闭了一个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这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刚才的流行病学曲线也表明,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一个温和的下降或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我们发现病毒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传播,所以我们建议其他国家认真考虑类似的做法。并非每个有疫情的城市都必须关闭,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第二道防线,以防止疫情蔓延到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中国购买的这几周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大约七周前,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几周之内,中国迅速开发了诊断试剂,尝试了许多抗病毒疗法,并可能在几个月内看到疫苗的希望。几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我们给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所获得的宝贵时间。虽然我们做了一长串的研究,但我们也强调研究项目应该优先考虑,以便迅速掌握知识,进一步阻止病毒的传播,进一步降低严重病例和死亡率。目前,只有一种药物可能有效,那就是瑞奇威。例如,我看到曹斌研究员说现在很难招募病人,这不仅是因为病例数量减少了,而且还因为其他实验研究正在同时进行,这些都没有多大希望。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可能帮助我们更快拯救生命的研究项目。这不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许多惊人的成就。中国仍然有更多的机会,世界有很多机会向中国学习。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包括它们的优先事项。

我们在五个方面共提出了22条建议。针对输入病例和感染病例的国家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对象,我们为中国和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一些是我作为公共卫生专家30年来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报告中的一项建议是针对公众的,这是我们在类似的报告中从未做过的。我们强调,如果所有良好做法都要奏效,它们必须有公众的集体意愿。正因为如此,中国有能力通过传统的公共卫生干预方法来应对一种新型的未知病毒,并且流行病学曲线反映了非凡的结果。

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而危险的时刻,一种新的病原体有可能在全球传播。我们希望通过检查组的密切、努力和勤奋的工作,我们能够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看到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不是歌颂中国,而是描述现实。当面对未知的病毒和危险的时刻,有些人可能会陷入绝望,觉得他们只能依靠命运。然而,中国采取了大胆的做法,意大利也在效仿。我们想向世界展示,像中国这样做可以拯救生命。

最后,我想对武汉人民说几句话。25年前,我在武汉做了一次病毒消除能力评估。那时,武汉比现在小得多,但它仍然繁忙、繁华、生机勃勃。我记得当时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士气高昂。两天前,当我和梁教授到达武汉时,这座城市变得与众不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火车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际交通枢纽,但一切都陷入了沉默。这些高层建筑里的灯光是1500万武汉人,他们已经在家里静静地呆了几个星期。当我们与武汉的同事交流时,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保护世界的自然责任。

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欠你武汉人的贡献!当疫情结束时,我想有机会再次代表世界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场流行病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做出了很多贡献,也经历了很多。武汉人民已经磨砺了前进的道路。我也非常珍惜与梁教授共事的机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国。我认为此时此刻,世界应该明白中国在做什么。当每个国家每天都犹豫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时,病毒的传播不会停止,病例的数量可能会增加。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谢谢!

记者问:

布鲁斯艾尔沃德谈到了中国采取的许多积极的防疫措施,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同时,我们想知道病毒最初是如何在武汉发展起来的,偏见和错误发生在哪里?它最初是如何在武汉迅速传播的?我们需要从这场流行病的应对中吸取什么教训?你已经和当地的医务人员谈过了。我想问一问,公共审查机制在应对这一流行病方面将发挥什么作用。

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首先,我们代表团的目的是找到有效的措施,不是为了避免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我们需要知道哪些措施在中国是有效的,这样它们才能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如你所说,我们也需要从无效措施中吸取教训。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遇到的情况不仅在湖北,而且在其他地区。对警告信号的反应有一些延迟,以采取快速行动。这是处理任何疫情或新传染病时的常见问题。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流行病。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像你这样的疾病在起作用,我们的担忧还没有到这一步。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为了应对这种流行病,我想没有人能想象需要多少张床,它们能维持多久。目前,湖北有成千上万的患者在医院病床上,并处于康复阶段。如果有什么经验或教训需要吸取,那就是反应的速度。这需要快速行动。速度就是一切。我最担心的是,其他国家是否已经吸取了需要迅速处理的教训。目前,许多国家的疫情呈指数级增长。如你所见,这种流行病已经席卷了许多地方,并且在一个地区会呈指数级增长。这极具破坏性。

我不明白的是,中国以如此糟糕甚至可怕的方式吸取了教训,从而成功地控制了其他30个省份的疫情。为什么疫情袭击其他国家时仍然像炸弹一样?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我做了什么。速度这一课非常重要。除了采取激进措施,如病例发现和接触追踪,我们很少使用这些措施,除了在西非和刚果爆发埃博拉病毒。他们都用现代手段进行传统的调查和尝试,这些都是中国的尝试。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找到问题的症结,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确保预防和控制重大流行病的制度和机制的运作。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所有疫情造成的人类损失都是不可预测的。我们都需要检查现有的系统。坦率地说,没有一个系统能及时做出反应。

梁万年博士:

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是看看哪些策略和措施是有效的。中外专家也一起讨论过。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新发肺炎疫情,特别是在武汉,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总的感觉是,如果我们利用我们对已知病毒的知识,特别是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来防止新的冠状病毒流行,它肯定不会起作用。因此,刚才布鲁斯先生在谈到评价和建议时,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们不能用现有的知识来治疗这种新疾病和新病毒,比如我们对非典和流感的知识。现在看来,这种病毒并不简单,它非常狡猾。我们不能用现有的知识来处理它。我们需要制止这一流行病,总结经验,同时改变措施和战略。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对这种疾病的早期认识不到位,这也是我们的局限性。我将补充这一点。

记者问:

根据对中国四个地方的调查,你对下一步的防疫和控制有什么建议?当前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面临哪些挑战?

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新病例的数量已经减少,但我们不能自满,不能完全获胜,也不能轻言胜利。中国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仍然普遍易感,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病毒,而且人们也不能对其免疫。尽管病例数量在下降,但仍有大量弱势人群,病例数量的下降是通过大量努力实现的。它有反弹的风险,需要在反弹时迅速做出反应。在防疫过程中,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最大的风险是自满和自满。其次,我们需要继续投资扩大医院床位,购买呼吸器和疫苗。正如梁博士所说,这是一种狡猾而危险的病毒。轻言胜利往往是最危险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中国明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梁万年博士:

我非常同意布鲁斯先生的建议。刚才记者还询问了对结果的评价。刚才布鲁斯先生在他的评估中说了一句话,这是从我们专家组的讨论中得出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但总而言之,中国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改变了疾病的传播过程。他反复使用刚才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图表。目前尚无针对该病的特定药物或有效疫苗,但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了非药物干预措施,即社会措施:隔离、医学观察、减少接触和自我保护。采取这些措施后,疾病的流行过程,他称之为流行曲线,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应对艾滋病方面最大的成就之一。在我们的报告中,对其他国家的建议也特别强调推荐这种方法。在没有药物或疫苗之前,应该尽快采取这一措施,越快越好。

第二,这次中国的防控战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不仅要统一领导,还要科学地实施有针对性的战略和措施,因地制宜地进行分析和评价,不断调整和优化。

以上两点给我们的检查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问:

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至于武汉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拐点,我们刚才已经在图上看到了。我记得大约十天前这里的确诊病例数在下降。目前,我们看到治愈和出院病例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住院确诊病例的数量。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当它为零时,它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狡猾的病毒。据我们了解,武汉仍有数万名患者在指定医院或收容所医院接受治疗和康复。从流行病学曲线上,我们经常看到,患者数量减少后,随后的减少会越来越快,这也符合传染病发展的相关理论。当然,此时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谨慎。面对未知病毒,我们没有先例可循。手里拿着水晶球,我无法预测未来。然而,从以前的疫情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当新确诊病例数在几周内降至两位数时,情况已经得到控制。

梁教授刚才也提到这一点。在新确诊的病例中,与武汉接触史或居住和旅行史相关的病例数量正在下降,这表明来自武汉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当然,管理现有案例很重要。然而,我们已经对武汉是否会给外界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做出了判断。

梁万年博士:

我同意布鲁斯先生的评论,我们已经一起反复讨论过了。总体判断是,武汉仍然是中国新皇冠疫情的中心。目前的形势仍然严峻而复杂。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流行病预防和控制成功的最关键时期。武汉市每天新增病例数在减少,每天报告病例数在减少,危重患者和危重患者在确诊病例中的比例在下降,确诊病例的病死率在下降。这些都是好消息。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天仍有大约400例确诊病例、400或500例疑似病例以及每天都有新病例。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完全控制住疫情。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武汉是一个爆发阶段的早期阶段,并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因此,我们特别建议加强对武汉的防控措施,加强对国外出口的防控,并把重点放在国内两个重点上:一方面,我们要注重传染源的发现和管理,即患者的诊断,患者和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要尽快进行,密切接触者要及时发现,并进行管理和治疗。这是预防新病人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应该对已经住院的病人进行强化治疗。首先,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大量轻度疾病患者病情加重,如使用中药和综合治疗。第二,重症患者应尽一切可能实施“四集中”以减少死亡。这些是最关键的点。

记者问:

你怎么看待对中国的怀疑?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专家检查组要花这么长时间来中国开展相关工作?

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自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部门一直在中国,每天都与中国政府合作。从2020年1月21日起,世卫组织小组抵达武汉,这表明我们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从未离开过。我们联合检查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成员由许多外部专家组成。两周前,我收到了加入联合检查组的邀请,组建这样一个小组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这是我们来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不能从头再来。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这正是评估其效果的恰当时机。我们在中国的代表处也在许多领域与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密切合作。

说到数据的问题,我记不清以前自己是否回答过类似问题,但我也确实经常听到对每天病例数字变化提出的质疑。每当出现突发事件,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疾病时,我们都在努力搞清对病例的定义和其特点,希望能够尽快为患者提供治疗。这都需要时间,所以在数字上有些变化并不少见。每天的数据并不是主要问题,我最关注的是疫情的发展趋势。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虽然不同渠道的信息各不相同,但疫情趋势显而易见,符合逻辑。所以我就不对新闻里播出的数据进行评价了。疫情总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病例数的上下浮动不足为奇,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遇到过许多类似需要解释数据的问题。

记者提问:

为什么说这次疫情是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梁万年博士: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防控难度是最大,我感觉是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病原学来看,它和SARS不同,目前了解,它的传播力高于SARS,它有一个指标“基本繁殖率”,也就是自然状态下这个疾病可以传几个人。这次我们考察团借鉴了前段时间有些学者的研究,做了综合分析,大概判断是2.0-2.5之间,这是它的传播力,也是比较快。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状态下,它可能更高。第二个,从毒力上看,还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很清楚。这个病毒的来源、致病力很多方面都不清晰。从这种疾病来看,它有很大的隐匿性,这是我们这次感受最深的一点。SARS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几乎所有SARS病人都发烧而且是高烧,用测温计就可以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以后可以追踪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意味着传染源能够很快得到控制。但这个病,从疾病的全貌来看,有无症状感染者、有轻症患者、有普通型肺炎、有重症肺炎,包括危重症肺炎。而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普通肺炎的比例,从现在资料来看占比比较大。如果没有及时就医,不论是患者,还是医务工作者,都很难发现,发现不了就难以控制,密切接触者也无法发现和管理。这种隐匿性是新冠肺炎和SARS非常不同的特点。

再一个从临床学来看,早期感染的大部分病人可能只有轻微呼吸道症状,一部分病人有发烧、有咳嗽,有一些轻微呼吸道症状,进展很缓慢,但是往往很多病人,一周以后可能突然出现病情变化,体征和症状并不成比例。这个病对老年人,对一些存在基础疾病的患者,从现有资料来看,似乎它的毒力、致病力比较强,表明了它独特的临床特点。

第三,到现在为止,从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来看,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所以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方面来看,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新发传染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确实是防控难度最大的一种传染性疾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记者提问:

请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我能够理解你讲到的一条核心讯息就是中国全政府、全社会的方法是值得其他国家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采用和借鉴的,但是比如封城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国家是不切实际的,意大利采取了仿效的做法,对某个城市进行了类似的限制措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坚定有力的措施是您推荐的吗?

Bruce Aylward博士: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存在这样的偏见,即认为武汉方式、湖北方式就是中国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武汉方式、湖北方式是中国方式中的一种特殊方式,适用于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见到的实际都是家庭聚集性病例,并没有产生二代传播,所以说这些地区的做法过时并不公平,事实上这些做法相当现代,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个感染者,穷尽式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也许他们还没有症状就已经被感染了。认真推广最基本的卫生措施,包括不断地向公众强调勤洗手的重要性。像我们做卫生的都知道,30%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是通过手接触传播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取消公众聚集的活动,关闭学校,暂停返工复工这些再慢慢进展到比较严厉的强有力的措施。

在最初我们考察团接触过程中,我与梁博士也有沟通,我经常说这是中国方式,他会告诉我,不是的,这不是中国的方式,中国的方式是因地制宜的方式,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当然在我们传承公共卫生这些最经典做法的时候我们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方法,因为病毒和疾病的演变本身是快的,我们要快速地去应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在不必要时采用封城的方式,也并不需要等到当一种疾病到了大暴发的情况下再迟缓地考虑其缓解的情况。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以去走的,那就是像这些经典的方式以现代化的技术性的方法去加速其应对,这样一条中间道路的效果,让我很惊讶,我的这些同仁也很惊讶,当然这需要全社会有这样的凝聚力,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需要政府坚定有力的领导力去汇集相关的资源,这样有清晰的领导力,明确的方向,我认为在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凝聚起民众的力量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传统的经典的方法是奏效的,在中国是奏效的,让我们同样效仿。

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梁博士深深地致歉,因为最初我也不断地说这就是中国的方式,但是他不厌其烦地非常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解释:不,这只是广东方式,这只是北京方式,有众多的工具而最基本的经典的东西是不变的。感谢你的耐心。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